我的烟龄已有41年了，每天抽烟都在三包以上，人称“每天起床抽烟，一根火柴到底”的那类。毫不夸张地说，此生，我有两个很少看见：抽烟很少看见有能陪得起我的人，吃饭很少看见有出汗像我这样多的人。

我开始抽烟，是在1973年3月，未满19岁。由于年轻向上，我被单位选到乡下参加工作队。当时，提倡“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改造，白天抓生产，晚上闹革命。众多考验中，我感受最深的还是被分配到土改根子、贫农小组长家食宿的饥饿。他家一锅照得见人的白米粥，一碗红锅子炒的干辣子，无油无盐，有上碗无下碗，只有清汤寡水、饥肠辘辘，直到现在，想起都饿。

或许是想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把烟当成联络感情的纽带，又或许是因为饿，总想有点什么到口里打个转。每当乡亲们抽烟时，我就有意无意地凑上去，跟他们要一根，尝尝，然后，就自己节衣缩食买烟抽，见到乡亲们就递上一根。烟不但让我打发了在乡下的寂寞时光，更加深了我跟乡亲们的感情。我也就这样慢慢地“堕落”成一天两包的超级烟民，深刻体会到了从臭到香、由苦到甜的人生烟味。

跟所有烟民一样，我也知道烟的危害，多次想戒，却总经不住烟的诱惑，抽了戒，戒了抽，前后经历了三次痛苦的离合。

第一次是1990年在省委党校学习，同房的朋友刚戒烟不久，一见面，就跟我说起戒烟的种种好处。我清楚他的用意，一时莫名的冲动就宣布戒烟。头三天，夜幕降临，点灯习书，烟瘾来袭，坐卧不宁，只得出门寻烟。几次欲购，几次忍手。经不住香烟的诱惑，就往抽烟人多处挤，贪婪地猛吸“二手烟”。烟香飘来，陡然间，气定神安，是那样亲切，那样美妙！此后，又熬过了5个月，复吸。

第二次戒烟，是1999年。这次戒，应该肯定，比上次准备得充分多了，因为吸烟有害的宣传日盛，新世纪的号角即将吹响，我把戒烟作为挑战自我，给新世纪的一份贺礼，隆重地在工作地较大范围的一个干部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可以说，没有给自己留后路。烟戒了，食欲大增，首月增重6公斤。这次戒烟，对自己要求还是比较严的，凡一人独处时，都做到了不思不想不吸一支烟。但每逢朋友聚会时，经不起吆喝，难断“伸手牌”，名曰“吹吹”，实际上是心瘾难除。就这样挣扎缠绵、博弈较量着。10个月后，一个“偶发事件”袭来，令我义愤填膺。朋友来了，关心者来了，当然“烟伙计”也关怀备至地来了。此刻，与它的亲仇，都显得是那样的无足轻重。自此又功亏一篑。

那么，这第三次戒烟，又是因何而起呢？

4年前，慈母因肺癌辞世，对我打击很大。母亲，长沙人，1950年初，带着襁褓中的大姐，与父亲一道进入湘西参加地方建设。在湘西，她先后生下了哥哥和我，还有两个妹妹，加上姐姐，就是姊妹5个。她克己待人、节衣缩食、任劳任怨、相夫教子，用瘦小病弱的身躯，担当起一大家的重担。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的父亲下放到湘西高山台地———腊尔山劳动改造，姐姐下放到洞庭湖当知青，哥哥下放至外婆的老家当知青，我在休学一年后，被录取到被称为吉首偏远的丹青公社中学初中部就读，小妹寄养在舅舅家里。一家人各自东西，母亲把一颗心掰成多瓣，把爱撒向四面八方。

母亲就在这时也开始学会了抽烟。那时道路不畅，没有电话，孤独的母亲，只能把对亲人们的思念点成一支烟，一缕一缕飘向夜空，飘向亲人。

2011年，母亲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主要致病原因是长期抽烟。3个月后，她与世长辞！

母亲过世后，像年轻人一样青春不老、喜欢唱歌跳舞的父亲，突然腰不能直、腿不能迈，成天瘫坐在沙发上，郁郁寡欢，魂不守舍，瞬间苍老了许多，几年后，随母而去。

父母之死，与烟有关，与悲伤有关，与他们所承受的苦难有关。可能是过多沉陷在悲痛中，他们的死，没有让我与戒烟联系起来，真正促成我戒烟的是一位朋友。

去年中秋，我和妻子赴京看望儿女。当时瓢泼大雨，交通中断，我们滞留在火车站。这时，接到朋友妻的一个电话，告知朋友已住院，初步诊断为肺癌。这位朋友，与我共事多年，志趣相投，情同手足，平常身体健康，每年体检是他最骄傲的时候。接到电话，我二话没说，退票直奔医院。手术下来，五叶肺割去一叶，所幸的是尚处早期。

看来，这一次我真的要痛下决心戒烟了！理由无它，为了健康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