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烟从晚清传入中国以后，就迅速成为流行，到了抗战前夕，已经遍布全国城乡各地，直到现在，中国已经成了纸烟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然而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却鲜为人知。《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4月版）从报纸、档案、回忆录等材料中辑录出史料，重构了晚清到民国时期三次不吸纸烟运动的来龙去脉，并详述了这三次运动的言论、组织和开展过程，将其与更大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

蒋介石：学生吸烟要拿来处罚

正如丁义华和伍廷芳分别在1910年和1911年这两场不吸纸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介石则是1930年代中期这场不吸纸烟运动的关键人物。蒋介石并非仅靠一己之力促成了遍及全国的新生活运动，但他作为当时最有权势的国家领导，无疑通过其对“新生活”的个人理解塑造了这一运动，其中也包括他对吸纸烟的深刻厌恶。

1934年2月19日，星期一，像往常一样，南昌行营的礼堂里正在举行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活动，蒋介石做了名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主题发言。与往常的纪念周活动不同，参加此次会议的不仅有行营和省政府的党政军官员，还有南昌市的警察和学校校长。蒋介石在发言一开始就说明了邀请学校校长和党政军警一起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因。他认为这些听众都是有知识有道德的社会精英，是“一般民众的领袖”，所以想动员他们做普通民众的表率，以改善社会的整体道德状况。

蒋介石认为，仅靠军队的力量无法复兴国家民族，必须使普通民众具有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才能真正救国。为了强调社会精英担负着教育人民的责任，蒋介石提到了一个在南昌街头吸烟的孩子：

前几天我还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学生吸纸烟，这样还了得吗？他做学生的时候就要吸纸烟，长大不会吸鸦片烟吗？当时我因为车子走得太快，不便拉他，你们一般教职员，或警察，应当也看见，看见的时候，就要拿来处罚！

然后他又回忆起他在处理福建事变期间，在建瓯执行军务时，曾看到一个抽烟的孩子：

我此次到了建瓯，有一回发现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在街上吸烟，虽穿了很好的衣服，还是一点教育也没有，因此我随即叫他的父母来要办他，从此以后，建瓯就少有小孩子吃烟的了，由此可见转移风气，改造社会，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

这件事情使蒋介石相信，转移风气、改造社会需要像他这样有责任感的领袖人物勇于站出来纠正错误行为，给普通民众树立榜样，在改善国民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此为引子，他提出了“新生活运动”的设想，呼吁他的听众们身为“一般民众的领袖”，应该为改善中华民族而担负起社会表率的责任。蒋介石的这场发言标志着新生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开端。

在这次讲话中，蒋介石将孩子吸烟作为国民“恶习”的典型例子，并指出这些令人堕落的恶习会损害国民性，因此必须受到纠正。吸烟的孩子尤其令他感到担忧，因为这不仅反映了教育的问题，也是国家衰弱的象征。在蒋介石看来，纸烟和鸦片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都能让人上瘾，丧失意志，他相信一个吸烟上瘾的人日后也会吸鸦片上瘾，最终造成道德上的堕落。

为何蒋介石如此憎恶吸烟？这与他的性格和经历有关。蒋介石虽然早年就投身革命，但一直服膺理学。当他还是少年时，就十分推崇曾国藩。曾国藩是将理学的道德和事功相结合的典范，从而成为道德和事功双重意义上的领袖。这也是蒋介石对自己的要求。

蒋介石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到他随孙中山赴广州从事革命事业前，曾在上海有过一段放荡不羁的生活。不过，在他决心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和中国未来的领导者之后，他就完全接受了理学的道德理想，并严格践履理学的教条。他平时只喝清水，戒除了一切可能让人上瘾的东西，包括酒、鸦片、烟草甚至茶。他还以著名理学家朱熹、王阳明等为修身进德的榜样，经常在日记里反省自己的日常行为，记录每日生活中的善行和恶习。

由于个人的道德倾向和宗教信仰，蒋介石成了一个自觉的“卫道士”。他并不喜欢吸纸烟，他戒除一切可能使人上瘾的东西，甚至是茶。这也表明，他对一般意义上的上瘾采取了一种高度道德化的态度，因此，他才会武断地认为一个吸纸烟的人也会沉迷于鸦片。这种高度道德化的态度与提倡戒吸纸烟的传教士所使用的道德话语非常相似。

作为国家领袖，蒋介石反对吸纸烟还出于其他理由。面对内困外患，蒋介石认为必须动员民众来救国。在日本军队占领热河并进攻驻守长城的中国军队后，中国政府不得不与日本谈判媾和。正当此时，蒋介石在1933年3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要知今世之战争，非仅军事武力之战争，而乃举全国之经济教育交通外交内政全部政治之战争，即所谓全国总动员是也。而军事之战斗，不过其中之一小部耳。故今日欲言抵抗到底、百折不回，则非举全国之内政、财政、兵力，听命于中央，然后方能言彻底之抵抗。故今日欲集中国之心力，应集中全国人才，政治公诸于国民，使全国国民共同负责以赴国难，故当提早（原为“立即”，蒋自己改为“提早”）宣布宪法，召集国民大会，解决国事。欲统一全国之政治，则须先破除昔往割据封建之习惯不可，更须唤起民众共问政治不可。故今日图存之道，对日只有抵抗到底，对内只有开放政治，以政权奉还国民全体，俾得共同负责，完成国民革命与实现三民主义之大业也。

但是，蒋介石又认为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能力肩负起国家救亡的责任，这令他极其失望。在发起新生活运动的演讲中，他比较了中国和德国，批评普通中国人既无知又无德，而德国正是依靠知识和道德复兴了他们的国家。

蒋介石选择了一个间接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的。他试图通过教导普通民众过一种“新生活”来实现恢复“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理想。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日常生活的四个主要方面，即食衣住行，代表了普通民众道德和知识的程度——换言之，“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智识、道德，统统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

他认为，改善普通民众道德和知识的第一步，应该是让他们戒除日常生活中那些野蛮落后的习惯，如随地吐痰小便、居住环境肮脏、不清扫房间的角落或床下的地面等，换而采取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规矩、清洁的“新生活”。

蒋介石：学生吸烟要拿来处罚

蒋介石看到吸烟孩子时情绪激动的反应，也和孩子的象征意义有很大关系。儿童作为国家的未来，代表了最本真的国民性，因此他们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监督与指导。孩子成长中的身体尤其容易受吸烟的负面影响伤害。尽管吸纸烟在其他社会团体中仍被允许，事实上政府和军队里很多高官都抽烟，但看到孩子吸烟仍惹恼了蒋介石，因为它象征了国家进一步衰弱的趋势。

因此，蒋介石在发起新生活运动的讲话中，表现了反对吸纸烟的强烈情绪，与其说他是针对吸纸烟这个实实在在的行为本身，不如说是针对吸纸烟的象征意义——一种使人上瘾的堕落行为。蒋介石并没有详细说明吸纸烟为什么是错的，他只是直白地陈述了他的道德判断，并以此为例证来显示他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有资格以其道德权威来影响社会习俗。

然而，蒋介石不同于1911年在上海发起不吸纸烟运动的那些社会精英，他不仅仅是社会精英中一个普通的道德主义者。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领袖，蒋介石拥有重要得多也强大得多的社会身份。蒋介石指责福建的吸烟孩童并教训其父母，有效地遏制了当地儿童吸烟的风气，其有效性仅仅在于他崇高的道德权威吗？

恐怕不尽如此，更多的可能还是因为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作为国家领袖，蒋介石可以将他个人的喜好提升为行政命令，乃至国家政策。比如，蒋介石于1935年1月去浙江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幅纸烟广告牌，非常生气，亲自发了一封电报给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和宁波的行政督察专员，命令他们禁止纸烟广告，并要求将这些广告换成新生活运动的宣传和国内农产品的广告。

正如蒋介石的发言和这封电报所显示的，他对吸纸烟的厌恶被整合到了新生活运动里，并被这场旨在改良人们日常生活的全国性运动放大。因此，在清末传教士和社会精英发起的不吸纸烟运动后20多年，吸纸烟再次成了社会改良的对象，但这次国家成为改良的发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