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烟草税只能作为控烟的一种手段，通过提高烟草税来达到控烟的目的，这是国际通用的办法，在不少国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戴秀英委员的提案不无价值。其实类似建议历来不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控烟，不是单单靠提高烟草税就能达到。而且提高烟草税收与价格在某种程度上对控烟起到的只是“治标”作用，因为控烟是一场“战役”，不是一项措施就能收“长治久安”之效，如果其他的控烟措施不能及时跟进，烟草消费还可能出现反弹。

一、中国庞大的烟民数量显示了对烟草的硬性需求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卷烟产量达到23642.5亿支，累计增长1.2%。按《柳叶刀》医学杂志此前发表的研究，中国吸烟者人数达3.01亿进行粗略计算，这相当于每位烟民每年吸烟近8000支，按每盒20支计算，也就是400盒。按照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2056亿元，同比增长4.3%，上缴财政总额11770亿元，同比增长17.7%，税利总额和上缴财政总额均破万亿，再度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同样按照中国拥有3.01亿烟民进行粗略计算，这相当于每位烟民创造工商税利超4000元，创造上缴财政同样接近4000元。

三亿多烟民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群体，单独靠提高税收和涨价来减少烟民数量是不现实的。有网友表示，“要真有心，把吸烟的肺图片放到烟盒上”、“建议从源头控制，加价没用”。甚至还有网友调侃，“控烟不如禁烟，我承认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也有人认为戴秀英提案中所写的许多农村地区存在2.5—3元低价卷烟销售情况上际上就是了保障民生。因为这个价位的卷烟，在今天如此高的人力物力成本下，是处于亏损状态的。这一措施主要是考虑到农村老年烟民群体在没有这些产品的时候，通常会抽自种烟叶代替，这种烟叶对健康损害更大。没有低价卷烟，不代表他们不抽烟，相反会有更加不健康的选择。

二、提高烟草税只能作为控烟的一种手段

任何一项有关国计民生的政策，国家都不会把落脚点放在单独的一个方面，而是从全国整体发展来着眼。纵观国外一些在控烟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国家，就并不主要靠税收手段。像很多国家与地区实行封闭的公共场所全部禁烟;一些国家规定，在公共场所吸烟会被处以重金罚款甚至可能会被判入狱，很多国家会严厉惩处给未成年人销售烟酒的行为。

所以提高烟草税只是控烟的一种手段，却不是唯一的手段。控烟不能过度倚赖于提高烟草税。要能达到控烟的更好效果，对烟草实行标本兼治，需要全面考量，疏堵结合，多措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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